（转贴）中科院电子所：583风波 - 作者：赵永翔

许多人没看懂， 而我却懂的。一个时代的故事。
Reference:
http://mjlsh.usc.cuhk.edu.hk/book.aspx?cid=6&tid=157&pid=2246
1963年底，顾德欢所长与向主任决定让我负责一个S- 波段的速调管（注译1），这时我编写的“速调管群聚理论”一书已经完成。对速调管理论钻研了两年多，我自己也觉得应该搞点“真刀真枪”的工作，不能老是纸 上谈兵。于是立即进行了初步的总体设计。那时是踌躇满志，准备好好地大干一场。
在1964 年元旦，当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时，一时心血来潮，写下了一首自勉诗：
我不想用华丽的词句 来祝贺这新年元旦；
也不想用动人的誓言 在上帝面前许愿。
我深知 如果不让这宝贵的年华虚度；
有成就的一年 也将是艰苦的一年。
我不想用轻快的字眼 来描绘愉快的一天；
也不想用华尔滋的舞曲 来象征新年的脚步。
不要以为 一切都会一帆风顺；
要记住 我们的任务是战斗。
新年刚过不久，从国防科委下达了一项重要任务，代号583。这是一个先进的雷达，要求电子所做一个宽频带速调管。这是雷达的心脏，是关键部件之一。 所里立即把它定为头号国防重点任务，放弃原先考虑的S-波段的速调管。并决定任命我为583速调管的题目负责人。它的指标与我正在设计的相近，但是多了一 个要求是“宽频带”。
由于这一个指标，增加了很大的难度。这与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相差不远，何况中国还从来没有作出过可以实用的大功率速调管。第一次就做这么难度的器件，我一方面心里打鼓，一方面也雄心勃勃，准备做点有水平的成果来。
紧接着，第一个回合就遇到性能指标上艰苦的讨价还价。南京雷达研究所派了五个年轻的军官来考察电子所的情况，同时也来商谈指标。最困难的是频宽和效 率这两项指标，而这两项是有矛盾的，要宽频带就很难实现高效率。前者是雷达性能要求，没有松动的余地，因此我要求在效率上放宽。我说这么宽频带很难做到高 效率，只答应百分之二十五。几番讨论他们仍坚持要百分之三十。后来他们找出一篇外国文献，报导了一个试验的宽频带速调管，效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八。他们说：
“你看国外已经做到百分之三十八，我们现在已经从百分之三十五降到百分之三十，这个要求绝对不算过分。”
这一下给我“将了一军”，我只得说“我们再研究研究。”
那时还没有复印机，手头的文献资料很少，只有个人的笔记，每次阅读文献后，记下要点。这篇文献我也读过，不过记不住所有细节，心里很纳闷。晚上我拿 着他们带来的杂志仔细琢磨，忽然发现一个重要的概念差别，因为不同频率点的效率并不相等，百分之三十八是指最佳点的效率，而在其他点并非如此，通常最高点 与最低点相差一倍。第二天我对他们说：
“你们看，它的最高效率是百分之三十八，可是整个频带内的最低效率只有百分之十九。而你们要求我们的是最低效率，我们已经答应了百分之二十五，已经超过了国外的百分之十九。”
他们仔细看文献上给出的曲线，发现我说的没有错。频带当中是百分之三十八，而边上只有百分之十九。这一下他们无话可说，于是双方妥协。任务指标确定下来，完成期限是3年。同时他们承诺要提供我们一套微波测试设备。
其实，当时所有的指标都心中无底。我们自己毫无经验，只是从文献中了解到国外的大致水平。唯一的根据是：“既然外国人做到了，那么是可以做得到的。”
紧接着，进行了总体设计。在确定了各主要参数和整体的轮廓之后，将关键的技术问题分解为六七个专题，或者说是分课题，而将整管的制造放到下一步。这样分步骤，从现在的观点看是理所当然的，部件如果不能正确设计，怎么可能得到正确的整体设计呢？
但是这在当时并非没有分歧。从“大跃进”，“解放思想”以来，许多工作就是一哄而上，缺乏科学的细致的工作。当时，张劲夫在科学院提出“以任务带学 科” 的口号，但是还有人把任务与学科看成是对立的两方面。似乎搞专题就是搞学科，而做整管才是搞任务。有的人认为时间紧应该赶快做整管。幸好，那时全国整体的 政治空气还比较正常。从1962年以来制定的农业六十条，工业六十条，以及科学工作的七十二条，总的精神是强调科学态度，实事求是，工作有序。
南京雷达所的583雷达的总体技术负责人王总来考察。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校级军官，为人和蔼。与我交谈，了解我的部署以后，他表示理解和赞同。他说：
“对，如果分部件的问题没搞清楚，整管出了问题那就不好找。”
这样，虽然有过一些分歧，还是比较顺利通过了专题研究。不幸的是，认识上的差距仍然成为后来冲突的隐患。
明确了各专题的指标要求之后，通过所的计划处将阴极专题和电子枪专题分给六室和八室负责。
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。六十年代初，在微波管的科研工作中，曾出现一股“空心束”热。从理论上，它具有较大的潜力实现扩宽频带，而扩宽频带正是当时发 展雷达的一个重要方向。既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宽频带速调管以配合雷达，就应该抓住这个方向。向主任首先从文献上看到这股“热”，并极力主张上“空心束 ”。我那时血气方刚，也很赞成。但作为负责人，我又担心万一做不出来怎么办？当时有人说，在国外一项新任务，其中的新技术不应该超过百分之三十。为了实现 583要求的指标，所有专题差不多都是国内首创，都是新技术。为了保险，我想不能孤注一掷，要有两种准备。于是我向向主任提出另开一个专题“实心束电子枪 ”，作为备份方案。如果空心束电子抢不成功，就上实心束。向主任开始认为同时上两种没有必要，但我了解八室人员情况，我说同时上两种，从人力上来说没有问 题。向主任同意了（注译2）。
因此，我在总体设计时，仔细调整各个参数，兼顾两种方案，以便一旦要用备份方案时，其它部件和参数尽量不变动，否则改动太大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参数 就是“导流系数”。我与李声沛讨论，他认为实心束导流系数最高做到2.3是可能的。这样高的指标在当时也算打破纪录了。虽然从空心束方案说，还可以取得更 高一点才能显出它的优势，但是为了兼顾，于是我决定选取2.3，以迁就实心束的可能性。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为以后的争论埋下种子。
除以上与外室合作的项目之外，由我直接领导的微波方面的工作也分成四个专题。由解文宏负责“输出窗”，申而悟负责“谐振腔”，向主任的研究生薛颐颜 负责“参差调谐”。还有一项“输出滤波器”无人负责，我要求计划处给一个学无线电电路专业的人。计划处答应从十四室借一个人来，后来萧世奖来了。
至此我有了一个精干的班子。当时除我二十九岁以外，其它几位都是毕业不到两三年的大学生。几个年轻人个个都很优秀，思想作风正派。虽然有几个专题都 是国内首次，但大家团结一致，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。尤其是输出窗和输出滤波器，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摸索出一整套设计方法，并且 通过模型测试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成功。严负责的参差调谐，利用当时计算所刚做成的电子计算机，进行了一千多种方案比较。利用电子计算机辅助设计在1964 年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之一。
与此同时，我强调一定要有严谨的科研作风。从一开始我就要求，每做完一个阶段就要有书面的技术报告。为了说服大家，我常用一句口头禅，我说；
“我不相信记忆，只相信白纸黑字。”
我自己以身作则，把总体设计报告誊写成清清楚楚的一本，让大家看。而且效仿国外的季度报告，每几个月我就写一个阶段小结，概括取得的结果和下一步的部署。
写报告是很费劲的事，要把工作整理出来，而且要让别人看，就必须要加以说明，很费脑筋。尤其对于不习惯写报告的人来说确实很难。那时写报告的风气很 差，但这恰恰是研究工作必须具备的能力，越难越需要锻炼。而且根据我自己的经验，许多工作不随时整理清楚，事后根本记不住，再整理时，事倍功半。
开始萧世奖很不愿写。他说：“我整个做完再写嘛。”但是我觉得对萧世奖更加重要，因为他是借来的。我说：
“不行，每算完一阶段都得整理清楚，书面写出来交给我。没有书面的东西我无法判断你的计算，逻辑是否正确，仅仅口头讨论是不够的。”
经不住我一再坚持，他同意了。事实证明这非常重要。我们每一步都作了认真深入的讨论，检查，使下一步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，因此没有因为偶然的失误而走弯路，浪费时间。
这样，在半年多的时间，我们组就积累了一大摞技术报告。到1964年秋天，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都取得了突破，部件模型测试都获得成功。这一阶段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，是工作最出色，近展最快的时候。掌握了一套大功率速调管的设计方法。
有一次，高能所的彭梦古碰到我，问起我的工作情况和手下有什么人，我很兴奋地告诉他：
“我手下有四个干将，一个个都很精明能干，干得很出色。……”
他开玩笑地笑道：“那你手下有四大金刚啦。”
我会心地笑了。由心里感到舒畅。的确，这是我有生以来领导过的最精干的小分队。
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摆在前面的困难却远远超出意料，而且远远超出我所能控制的范围。
虽然工作进展得很好，不过全部模型都是在十公分波段（注译3）做的，因为我们只有十公分波段的测试设备。然而，最终任务要求十三公分波段，而我们却没有十三公分的设备。十四所虽然答应做好的第一部十三公分的设备就提供给我们，却一再推迟，说要等明年一季度才能做出来。
这时，我们各个部件的测试模型都取得基本成功，已经掌握了设计方法。我知道必须做整管才能考验各部件总装起来是否仍然成功。此外，还有很多问题，如高压问题，结构问题，都只有在整管中才能暴露出来。而到目前，整管的经验还一点都没有。
我于是提出一个方案：先做一个十公分的管子，这样在已有的模型的基础上立即着手整管的设计制造，摸索经验。如果十公分管子成功，等十三公分测试设备来了，我们再做十三公分的管子就容易多了。
我提出后，手下几个人都赞同。金伯恩和申忧国也都表示支持，但向主任坚决反对。他说没有必要作两个管子，认为我把测试设备的困难看得太严重了。我与他争辩，但是各持己见，相持不下，最后把问题提到顾德欢所长面前，要所长来做决断。
一天晚上，顾德欢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，还有几个领导参加，听取两方面的观点。我心想支持我的是绝对多数，应该被采纳。为了使问题说得鲜明通俗，我事 先画了一个形象的战略部署图，每一个需要攻克的技术难关画上一个圈，表示一个据点。最后围攻的战略目标是合格的整管。我照图讲解，我说：
“我们必须先扫清外围。这样分两步走的部署，看起来似乎是把战线拉长了，实际上是把困难分解开来。现在先做十公分管，回避测试设备的矛盾，通过制管，可以摸索经验，扫除一些其他障碍，总的看不是慢，而是快。”
向主任说：“用不着分两步，我们可以作十三公分管。”
我说：“我没有测试设备怎么做？”
“不要把测试设备估计得那么困难嘛！”向主任说。
“我们国家现在连波导管都还不能生产，谈何容易。”我有点激动。
向主任走到黑板边，在上面画了一个长方形，情绪激动：
“波导管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管子，这么简单的形状，难道我们国家都作不出来？”
这一下触动了顾德欢的神经。顾德欢在知识分子政策上表现“右倾”，但是在“打破迷信，解放思想”上是十足的“左倾”。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“右倾”体 现了他的政策水平，和宽阔的胸襟。而对待事业上的“左倾”是体现了他的火一般的爱国主义热情。“这么简单的波导管，难道我们国家都作不出来？” 这在他的感情上就不能接受。在会上又只有向主任是唯一的高级知识分子，他也不会轻易地否决他。最后顾德欢拍板，同意向主任的意见。我失败了，完全出乎意 料。
散场后，我和申忧国、金伯恩三个室里的青年业务骨干一起往回走。我心中忿忿不平：
“向主任总是把问题估计得简单。他从美国回来，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。把我否定了也没有用，还是一样，没有十三公分的设备，我还是没法做管子，无非是等，浪费时间。”
申忧国劝慰我：“算了，顾德欢已经拍板，你再说也没有用。”
无独有偶，二十四年后我在巴西时，波导管又遇到同样的问题。当时我建议巴西人到中国去买几段波导管。我说这并不贵，如果自己做，既花钱又花时间。他 们也是说；“这么简单的形状，我们无法说服政府要进口。”于是他们在圣保罗一个很大的铜加工厂试制了几个月，要我去看样品。我一看表面有许多砂眼，和我们 中国经历过的失败一模一样。我说质量不行。这是后话。
我失败了，心中懊丧。但其实我也错了。并不是两步走的战略想法不对，也不是对困难的估计太高，而是恰恰相反，我对困难的估计严重不足。我只看到微波 设备阻碍了我的前进，使我无法做整管。其实做整管更大的困难却在工艺上。我们的工艺基础太差。如果做十公分的管子，微波部分的困难是减少了，但是工艺上的 困难却丝毫未减。那时，工艺并非我的职权范围，我了解得不多。
1964年冬天，顾德欢所长亲自带领了一大帮人到安徽农村去搞四清。申忧国也去了。工艺和结构一直由申忧国管，这就使工艺组和整个技术状况变得更加困难。但是对于四清这样的政治运动，我当然知道凭我这个小人物哪有力量去阻拦。我对583的前途深感忧虑。
我问向主任：“申忧国走了谁负责结构呢？”
黄说：“我来负责。”
我是题目负责人，名义上对整个题目（即任务，或称课题）负责，但又是在主任的领导之下，我当然无法领导他。当时没有人，我无可奈何。现在看这种组织 形式也许不太合理，但是当时中国的现实，任何职务的称谓都不完全反映它的真实职权。做一个速调管包括两大部分，一是电气设计，二是工艺制造。我这个题目负 责人，只管第一部分，第二部分无权控制。
这时，向主任在设计一个半长管。所谓“半长管”，顾名思义，它不是一个整管，而只包括了一半的部件，即只包括阴极，电子枪，而不包括微波部件。本来 应该是陶瓷金属结构，因为当时工艺条件太差，向主任转而求助于北京电子管厂。该厂只有玻璃工艺。于是向主任设计了一个玻璃金属的半长管，委托电子管厂制 造。
以后，当我有了美国的工作经验之后，才理解向主任的工作方式是美国式的。美国科研只作出模型，如果成功就可以转给工厂生产。然而中国国情不同，给我 们的任务虽说是科研项目，实际要求的是真正能够使用的东西。583速调管是要用到583雷达上去的，而且要求小批量生产。那时中国根本不存在可以生产的工 厂。所以当时我认为让电子管厂去做，自己不解决制管条件，不是长远之计。但是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好听任向主任安排。
此后，我常常到工艺组去了解情况。申忧国四清去后，组长是兰爱礼。工艺组又分成好几个小组，大多是中技校毕业的女孩。我越深入了解，越觉得问题严 重。钎焊，封接（注译4）的成品率极低，多数失败，技术还没有掌握。其他各个工艺环节也都很薄弱。要组装这么一个大型的速调管，根本没有把握。
我对工艺并不熟悉，常常晚上去找兰爱礼，听听她的看法，研究到底怎样才能保证质量。她反映现在人手太少，设备也不行，领导又不重视。我觉得确实如 此，整个工艺组既没有有经验的技术指导，又没有坚强的组织领导。钎焊是最基本的工艺，可是只有几个年轻女孩在干。他们工作很认真，感到极大的压力。
1965年3月，14所终于把十三公分的测试设备完成了。我于是立即出差南京，希望尽快把这套设备搞来。当我躺在火车的卧铺车厢里，脑子里不断思考 着，工艺要怎么才能改进呢？工艺有许多环节，质量环环相扣，少数几个人重视根本没有用。必须全体人员，尤其是党支部，一起都来重视才行。我在卧铺上辗转难 眠，心想我要大声疾呼，让大家都来重视。我要写一篇稿登在黑板报上，好让大家都看到。于是我打好腹稿，第二天早晨到南京以后，立即写了一篇黑板报稿寄给郭 少海，当时他是代理支书。标题和第一节是：
“工艺不过硬，寸步难行”
工艺不过硬寸步难行，这句话是夸张吗？不是。试看，如果事先都认为“应该能行”，“应该没有问题”，而结果却每次都出问题。那么质量的可靠性在哪里？进度的保证在哪里？密封管的根据在哪里？
否！工艺不过关，一切都是空话。
我们不是想责怪工艺组同志不努力。（特别是钎焊组的穆桂英们白天黑夜地干，是够辛苦的。）我们更不应该袖手旁观，评头品足，尽道他人之短。我们要把 问题摆出来，还要向盲目乐观和漠不关心的人大喝一声，使他们清醒过来。大家都来关心工艺，看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坚决抛掉一切侥幸心理。
我们不能只限于重视，更不要因困难而惊慌。要沉着，要冷静。大家都来分析原因，寻找方法，克服缺点。
接着我分析概括了工艺中的一些问题，提出了一些建议。
当我从南京携带三木箱微波测试设备回到电子所时，我才知道根本没有登出来。韩少国对我说：
“我们没有把你的稿子登出来，因为我们觉得其中有些话影射金伯恩。”
我大吃一惊。心想我并没有特指或批评那一个人，但是事实上却影射了很多人，尤其是影射了支部。我的确很不满支部袖手旁观。我那时对人情世故真是太不 懂了。我用了尖锐的语调，其实这与我平时温文尔雅的作风极不相称。我也从来不主动写黑板报稿，一生只有过两次，只是在情绪冲动时才会这样做。事情已经过去 了许多天，我的冲动也已经过去了。既然他不愿意登，我也就不再说什么。
但是工艺的困难仍然困扰着我。
那时正好报上在宣传上海“一万二千吨水压机”的成功经验，其中提到“设计人员一竿子插到底”的工作作风。我于是在组内要求大家不但搞设计，而且深入 到工艺当中去。我的意图原本是希望可以加强一点工艺组的力量，不料我们组的人一到他们旁边，他们从心理上就觉得我们是瞧不起他们，不信任他们，是给他们施 加压力，从而增加了两个组之间的矛盾，我却没有意识到。
我找解文宏商量，那时她是我的得力助手。工艺这么薄弱，松散，怎么办？应该成立一个核心，好好进行组织，和研究对策。我说是不是找工艺组的两个技术骨干，兰爱礼和林梅麓，四个人一齐来开个会。她说开会是好的，但是这事无论如何应该争取党支部的支持。
我想她说得对，索性请支部的一起来开会。于是一天晚上，我以题目负责人的身份，邀请了支部的韩少国和贺东，工艺组的兰爱礼和林梅麓，加上解文宏和我，一共三方六个人开了一个会，讨论如何加强工艺的问题。我说支部应该管，不要放弃领导权。韩少国立即提醒我说：
“赵永翔同志，你不要忘了七十二条。”
“七十二条讲什么？”
“主任负责制！这是主任的事，不是支部管的事。”
“我记不清七十二条。”我说，“不过我相信怎样做对党的事业有利，怎样做就是对的。”
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但那时我只想到任务，因为明摆着，向主任管不了，支部却推诿。这次会议开得很不轻松。贺东始终没精打彩，有时在打瞌睡。会后 我和解文宏都很气愤。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，自己不仅是幼稚可笑，而且简直是愚蠢。几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我和郭全强谈起此事，他哈哈大笑，摇着头笑我 说：
“你怎么这么傻？”
我犯了中国政治的大忌。我是一个非党员，居然主持有支委参加的会，岂不是把自己放在支部之上。这次会的确没有收到任何好效果。
那次会议以后，韩少国就去听工艺组的意见。因为工艺屡次失败，工艺组感到很大压力，就把满肚子怨气推卸到我的身上。可是韩并没有同样到我们组听取意见。虽然我多次与兰爱礼讨论，每次都是心平气和。她对我说：
“你很关心工艺，我理解。有的人任务搞了几年，对工艺从来不过问。” 可是，她却对韩少国说：
“赵永翔跑到工艺组，指手划脚，想批评就批评，想指责就指责。”
韩认为我们两个组之间矛盾很深，于是他主持召开了两个组的联席会议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我提倡“设计人员一竿子插到底”，原本希望与他们一起工作，帮助 工艺组提高。工艺组多是中技生，而我们组都是大学生。我本无意歧视他们，效果却适得其反。会上，他们说我们对他们，瞧不起，不信任，施加压力，瞎指挥，等 等。虽然有不少意见我并不同意，为了不让矛盾更加激化，我没有分辩，还是在会上作了自我检讨，说我的工作方法不好。
可是不久，室里的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
那时我还不清楚，顾德欢去四清其实是党内斗争的后果。无休止的政治运动，人为制造的“阶级斗争”，只是在党内不同派系或不同群体之间，制造并且激化 了对立和仇恨。1959年的“反右倾，鼓干劲”，顾德欢为首的地方干部派，击败了以张炎国为首的部队转业干部派。到1962年搞“甄别”，为1959年被 打成右倾的人平反，于是这一批人就对顾德欢反扑，而且决不善罢干休。张劲夫采取分所的措施，试图缓和矛盾。从电子所分出“声学所”。可是干部内部之间的错 综复杂的关系就象一堆乱麻，越理越乱，搞得电子所天无宁日。顾德欢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应付党内矛盾上。583任务因为是所内头号国防重点，才偶尔问津。
顾德欢所长四清去了，由邓嘉扬副所长代理所长。所里的矛盾也悄悄地带到我们所在的四室（第四研究室）来了。
因为583是全所的重点任务，邓副所长也很重视。他要求四室把101任务停下来，集中力量搞583，受到室党支部的抵制，所领导及计划处与室支部之 间产生矛盾。原支部书记陈塔因病在家半年未上班。计划处告诉我，邓副所长打算派一个政治主任来，我很高兴，却不知道支部并不高兴。开始说要从14所调来， 后 来又说那人身体不好不来了。到1965年夏，突然不知从那个单位调来ZL担任党支部书记，撤销原陈支书的职务，并强制停止101任务。又从计划处派了夏郁 秋来协助抓583工作。在宣布时，称她是代表所里来协助工作，于是大家就称她为“所长代表”。这样党支部内部形成了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，使问题更加复杂 化。583是关注的焦点，我是负责人却又不是党员，处在一种特殊位置，不可避免地卷到矛盾当中。
ZL管政治，从来不与我打交道。夏郁秋管业务，却经常找我研究和讨论问题。
这时四清工作队已经去了半年多。忽然传闻顾德欢被狗咬伤，紧接着又听说顾德欢将提前回所。我正为工艺的状况一筹莫展，闻讯后立即给顾德欢写了一封信，谈了583的困难，希望他把申忧国提前一起带回来。
不久顾所长回所，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：“我把申忧国带回来了。”我大大地舒了一口气。
申忧国是党员，与贺东同是室里的业务秘书。他一回来就发现支部内部两派的对立。我在党外，不了解内情。在一次谈话以后，我开始明白了。那次我找申忧国说：
“我们两个人共同作题目负责人好吗？我负责高频，你负责工艺结构。小管突击队时，我们两人共同负责，那时配合得很好。我实在是没有能力管工艺这一摊。”
申说：“工作我可以做，题目负责人还是你一个人当。现在的问题并不光是工艺。”
那次谈话我们两人心情都很沉重，只是侧重点不同。申忧国说：
“你设想这样一种情况：我们四清工作组到了生产队，把一切都包下来，把原来地方上的干部当作被整的对象，地方干部会怎么想？”
我才意识到支部内部的对立。难怪夏郁秋老是找我，而原支部的从来不找我。于是有一次我对夏郁秋说：
“我向你介绍介绍我们室的历史发展情况，你不了解历史就不能团结好干部。”我告诉她室里内阁变了许多次，特别是在内阁处于真空的一段时间，申忧国曾经把室里的工作顶了起来。夏郁秋说：
“那么说，申忧国是室里的功臣咯？”
“难道不是这样吗？” 我说完以后，她没有吭气。她虽然只和我谈业务，绝不谈支部内部的事务，但看得出她在支部中，完全是单枪匹马，一点得不到支持。
我又多了一份忧虑。我知道如果支部在打内战，那就更没有人管工艺。申忧国回来了也不可能全心投入。
情况很快又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转折。原来，支部书记ZL藉与一个女孩“谈话”的机会，就想占她的便宜。这事立刻通过团组织报告给党支部。原支部抓住这个把柄，开始猛烈地批判ZL。他当了两个月的支书就灰溜溜地离开了。
我自然不会也不可能介入其中的斗争。那段时间我正忙于半长管的高压测试。向主任设计的玻璃的空心束半长管终于在北京电子管厂加工好了，拿回来准备进行测试。
设计的高压是七十多千伏。我们谁也没有操作这么高压的经验，更没有高压真空器件的经验。为了人身和设备的安全，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和小心翼翼的部 署。考虑在黑夜中比较易于观察，第一次是在晚上进行的。因为这是第一次，所有有关人员都参加了，我担任指挥。这是一个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。我喊着“开 机”，“升压”，“关机”等等口令，摒息着呼吸，盯着放在测试台上的玻璃管。
奇怪的现象出现了，整个玻璃管泛着一层白光，接着在玻璃金属封接的边缘上出现一个红光点。偶尔打一次火（闪光一下）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把电压继续升 高，红色的光点越来越多，颜色也不一致，有的偏红，有的偏白。整个玻璃管像一个灯龙，还伴随着高压电晕的丝丝声。可是电压越高，越频繁地打火。我们反复地 把电压降了又升，升了又降。但最高也不过20千伏，比设计的差得远，始终无法把电压升得更高。
电压都加不上，阴极和电子束就根本没法测试。实验失败了，比预想的更糟。不过也带来了宝贵的经验，暴露出大量的问题，主要是工艺和结构质量太差。我们做的是真空器件，应该有高质量的真空。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烘烤出气等工艺过程的重要性。
不料这次失败却引起轩然大波。支部把ZL赶走以后，贺东精神大振。过去从来不过问工作，这时却积极来“抓工作”。他问我：
“第一号半长管失败了，第二号有把握吗？”
“第二号也有可能失败，甚至可能有第三次，第四次。”我回答说。
“那么干脆，赶快更改方案，改上备份方案。”
“这次失败主要暴露出工艺和结构的问题，”我反驳说，“根本不是方案问题。”
他也许听腻味了我半年多来不断呼吁加强工艺，也许认为我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工艺组，也许以为我偏爱学术，偏爱空心束方案，也许他要表现他抓住了大方向，也许他本来就对我怀着深刻的不满，总之他对我表示愤慨，要求在室内展开辩论。支部找了一些人来开辩论会。
出乎我的意料，向主任本来极力主张上空心束，现在竟然同意放弃。我却坚持认为：
“这次失败说明我们工艺不过关，方案根本还来不及考验，怎么能说方案不行？应该把主要的力量去改善工艺。”
贺激动地说：“方案错了，一切都错，工艺再好也没有用。”
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，相持不下，情绪都很坏。
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辩论会。最后达成妥协：第二号半长管仍然按照原计划空心束方案做下去，同时立即着手陶瓷密封管的工作，陶瓷结构方案按照实心束方案做。这个安排我是满意的，对方却有点勉强。
连续几个月的折腾，失败，争论，我所忧心忡忡的工艺问题仍然非常严重。我感到疲惫不堪，心情压抑，一筹莫展。平常我的脑子总是不断地活动着，这时我却常常感到头脑麻木。
我坐在307房间的办公桌前，呆呆地凝视着窗外。对面是地球物理所的一堵白墙，白墙的后面是一排白杨，白杨的上面是云和天。夕阳照着微风吹拂着的树梢，金黄色的树叶闪烁着，衬托在蓝天背景前面。这风景似乎颇为惬意，然而我却呆呆的，像一个木瓜。
纷乱的思绪在脑子里旋转。我争论干什么？还不如一开始就顺着说改用备份方案，那岂不更证明我早先提出备份方案的远见。也怪我自己选参数时，有意迁就 实心束的可行性，而使空心束的优点大打折扣，使我在辩论空心束的优点时，显得那么单薄。只剩下一条：“从长远看它的发展潜力较大。”这也就变成他们的借 口，说我只顾学术。但是，科研有几次是“一次成功”的？总不能“狗熊掰棒子，掰一个扔一个。”
真难啦！这几年曾遇到多少技术上的难题，我都没有害怕，一个个克服。而现在的困难不是技术上的困难，我却不知所措，不知从何下手。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么压抑，喘不过气来。
马克思说：“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安大道可走的，只有那些在崎岖小路上不畏艰险，敢于攀登的人，才能达到知识的顶峰。”
啊，这道路的确是够崎岖的。我想象，一个战士在沙漠里行走，遇到了风暴；在羊肠小道的山路上行走，遇到了沟壑；在荒野里行走，遇到了野兽；……还有什么更能表现出跋涉的艰辛呢？
我于是拿出日记本来，写道：
刚越过一条湍流，
前面又是崎岖的山路。
刚推倒一堵石头，
前面又是一道阴深的壕沟。
刚打死一条恶狗，
前面又闯来一群野兽。
刚躲过一场暴雨，
前面又是狂风扬着满天尘土。
路！
是艰难的路；
路！
是不平静的路。
战士擦干头上的汗水，
饮罢山边的溪流，
昂着他不屈的头，
继续走！走！走！
更大的风暴还在前面，室里的机构又经历了一次更大的变化。
1965年8月，南京电真空所合并到电子所来。原因是电子所长期以来干部之间的矛盾白热化，科学院再次藉分所的办法把干部分开，电子所只保留以电真 空器件为主体的部分。南京电真空所虽然只有二百来人，却搞得不错。合并到电子所来的口号是“相同专业，捏成一个拳头。”不知道是不是张劲夫的本意，事实上 是南京二百来人的小所，几乎完全接管了一千人的大所。所有要害部门都任命了由南京来的干部。南京干部雷厉风行的作风，与原北京干部的松散疲踏形成鲜明的对 比。一时间，整过电子所从上到下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
南京所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“天天读”。这反映出当时全国的政治气候。本来，1962年以后政治空气逐渐宽松，但由于林彪倡导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不 断升温，政治空气又不断紧缩起来。所谓“天天读”就是天天读毛主席的著作。每个人都必须提前十五分钟上班，再加上正常上班之后的十五分钟，小组集中一起读 “毛著”。也就是每天有半小时政治学习，夹杂着开会讨论。
583是全所重点任务，自然倍受重视。原南京所办公室副主任凌驭侠调来四室当政治主任兼支部书记。当然他也带来了“天天读”。
我没有主动去找他。过了几天，他找我谈话，谈了一下午，态度比较和霭，倾听我对工作的看法和意见。如果是现在，我会懂得不能光谈失败和问题，应该多 谈谈我们取得的成绩。也许应该“吹嘘吹嘘”：这是一个高指标的任务，接近国际水平，我们又是怎么克服了一个个困难，怎么掌握了许多先进的设计方法，填补了 多少国内的空白。也许更重要的是，我应该更多地靠拢他，乘他新来乍到，脑子里还没有成见以前，让他对我有点好印象。可惜我那时一点都不懂，不懂得表现自 己，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人际关系多么重要。那几个月，我已经筋疲力尽。我只谈了一些看法，尤其是工艺的问题，而且我始终情绪低沉。他多半会觉得这是一个缺 乏能力，精神萎靡的负责人。
过了一个星期，凌驭侠又找我说：
“他们又提出要更改方案，你的意见怎么样？”
“其实我并不坚持空心束方案，我只是觉得方案不是当前的关键问题。”我说：“这个任务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，既然多数人认为要改方案，我没什么意见。”
他听到我丝毫不反对，就和气地，甚至有点安慰性地对我说：
“我也是想，既然多数都认为改了好，那就还是改了好些，是吧？”
这是他最后一次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话。半个月以后，情况完全变了，他对我总是板着面孔，铁青着脸。每次召开全室大会，都声色俱厉地训人：
“有些人满脑子的个人主义，满脑子的学术观点，就是没有任务观点。我一来，就听说这个任务是三年期限，到现在一个管子都还没有做。我一算只剩下十六个月。要在十六个月完成三年的任务，我心里着急呀。”
他反复强调十六个月，讲过好多次。批评个人主义的话更多。他批评没有点名，被批评的肯定不止一个人，但从种种迹象，我是他批评的重点。会场总是鸦雀无声，听他一个人训话。
我觉得“十六个月”的提法太片面，似乎前面的时间都是浪费了。一年多的时间我们解决了许多部件设计问题，许多电气方面的关键技术。难道只有做出管子 才算工作？没有前面的工作能做出整管吗？幸好我那时还有一点“阿Q精神”，他在训话时我心里总想：“我并没有你讲的那些个人主义，指的不是我。”我心中的 这一点坦然，多少自我减轻了一些精神上的压力。几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说起他批评人的气势，王胖对我说：
“我们那时都在悄悄地看你的脸色。”
而那时我总是低着头，紧闭嘴唇。明知他在指我，但是他没有点名。我不能申辩，知道申辩也没有用。即使点我的名，我也只能忍着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从陈塔贴的大字报，我才知道支部给我罗织的罪名还要更多。其中说：
“赵永翔根本没有任务观点，任务要求搞十三公分管，他却偏要搞十公分管。”等等。这种似是而非的罪名，真叫人不寒而栗。
不过凌训话时，也不断地强调工艺的重要性，这一点我很赞成。我以前只能口头呼吁重视，他却以不容争辩的气势，以果断的行动来加强工艺。首先把101 任务停了。101两上两下，看来这一次原支部没有任何反抗。在不长的时间内，调来了七八个1965年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全部分到工艺组，使工艺组的大学生人 数一下子增加了几倍。于是分成了两个大组，还把我手下的申而悟调到工艺组，做其中装配组的组长。
与此同时，又很快订购了一些大型工艺设备，和派技术员到另一个研究所去学习氩弧焊工艺等等。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行动，大大超过了我原先的想象。那时 我无力，也不想再干预任何工艺上的事情，只是冷眼旁观。我知道是申忧国作他的参谋，我心里也很佩服他的魄力。我呼吁了大半年加强工艺，一事无成，他做得比 我想象的更多。
另一方面，我也知道受到了冷落。一天他又找我谈话，这次是板着面孔，脸色和上两次已大不相同。他说：
“我们打算成立任务组，由金伯恩当组长，你和申忧国当副组长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我感到很突然。因为我一直是583的题目负责人，而金伯恩是101题目负责人，他从来没有过问过583的事情。而凌主任压根儿就不提“题目负责人” 的 职务还要不要。但我立刻冷静下来，并且明白了一切，再问“题目负责人”是否存在已经毫无意义。技术上的是非，我可以争得脸红脖子粗，对待官衔，我决不会 争。我立即表态说：
“我同意。我现在和支部的关系不好，也很难做好组长的工作。我尽力支持金伯恩的工作。”
这次谈话很快结束。隔了一两天，凌主任又通知我任务组的分工。他说：
“金伯恩负责抓总和高频，申忧国负责抓结构和工艺，你负责抓电源和调制器。”
“电源和调制器”只是一个组。刘雁云任组长，管得好好的，并不存在问题。要我去抓什么？我去抓，去插手，不是妨碍她的工作吗？这分明是把我踢到一边去坐冷板凳。我明白，争论是毫无用处的。
那时室里没有专职的清洁工。为了保证工艺质量，加强“真空卫生”，不久前制定了一个新规定：由室里的工作人员，轮流脱产做清洁工，每期一个月。本来像我这样的身份，并不一定非轮班不可，我心想：“那好，我让路，我去当清洁工。”
于是，我主动报名去轮下一班，很快批准同意。这样我每天上班就去做清洁工，卸去了一切职务。心情寡淡，倒也坦荡。
不久，在中关村礼堂召开全所大会，王守愚副所长作报告，其中说：
“南京所来后，狠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，坚持‘天天读’，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比如这次四室改组，成立任务组，原先估计至少要搞半个月，因为通过毛主席著作学习，提高了思想，结果一点思想障碍都没有，只两三天就完成了。”
能听懂这段话的含义的人也许不多，我是听懂了。这真叫我啼笑皆非。不过它从侧面告诉我，他们原先以为撤掉我的题目负责人，一定会遇到坚决抵抗，要作 半个月的“思想工作”，而不抵抗则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功劳。这是中国的政治，任何时候的成绩都会和当时的政策套在一起，以证明当时政策的正确。
我并没有真正闲下来。有一天，苏云珠来找我。苏云珠是1964年毕业的，分来后接替萧世奖，负责输出滤波器的工作，这时遇到了困难。她发现原来模型测得的特性很好。现在按同样尺寸加工出来的，准备正式装在管子上的部件，特性却差得很多。
我一时心潮起伏。这是高频问题，按分工不该我管。心中一闪念，何不撂下，让别人去尝尝难题的滋味。但立刻我的责任感又制止了我。手下的同事了解我， 和过去一样尊重我，并不因为领导对我的冷落而另眼相待，遇到问题仍然来找我。他们是单纯的好同志，从感情上我也不愿给他们出难题。金伯恩和其他人都不熟悉 这 个部件，我不出面势必带来更多的困难。我迟疑了一会，决定和她一起工作去寻找问题所在。
我们两人一起仔细地反复测量，包括测量每个零件的准确尺寸。经过一两个星期的紧张工作，终于解决了问题。
但是我们没有声张，也没有多少人了解我们的工作。
凌主任在每次会议上仍然是盛气凌人，变本加厉地训人：
“有的人满脑子名利思想，只搞学术，不做管子。管子还没有作出来，书倒写出来了，报告倒写了一大堆。” 他接着竟无知地说：“我要的是管子，写报告有什么用？”
他虽然没有点名，但是这次已经没有任何含糊是在批我。全室只有我写了书，也只有583任务，“报告写了一大堆”。
这种批评简直是荒唐。我那本书是前领导刘春奎给的任务，是在1964年以前写的。而583是现领导给的任务，在1964年以后才开始。怎么可能先把 管子做出来？“报告写了一大堆”居然也成为罪状，真是黑白颠倒。这些科学报告，不仅说明了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，而且恰恰是无私的表现。我费了很大的劲，做 了许多说服工作，也以身作则。这是因为我认识到，写报告不仅对于自己的提高很有帮助，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知识共享。否则任何人离开了，那份工作就无人继承。 这一大堆非常有价值的科学报告，不仅得到兄弟单位的赞扬，而且许多外单位到我们室来实习的人，整本整本地手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。因为当时没有复印机，而他 们知道那是结合实际，教科书上找不到的资料。这充分说明了它的价值。而且当时我们还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，写工作报告就已成了“名利思想”。那些 自己不写报告，看不懂也不愿意看，不懂得它的价值的人，偏要贬低它，这使我非常难受。
事实上，这本书和“这一大堆报告”为后来者掌握速调管的研制起了很好的奠基作用。有的大学甚至把其中有些部分写进讲义。然而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写 科技工作报告。勤奋的人，把工作和心得写在自己的私人笔记本上。不勤奋的，压根儿什么也不写。多少年后，回想起这对科研的损失，我还感到伤心。我对一个同 事说：
“他对我个人的批判，只影响我一个人，我可以不计较。可是他批掉了良好的科研作风，影响了一大片，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。”
以前，凌主任对我的批判，我本来一大半都原谅他。一是他抓工艺，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；二则我觉得他是新来乍到，对我的印象无非是听了别人的谗言。当时我想要反驳，但又一想，这只会更糟。
经过了多次运动，我已经懂得，批判永远是单方面的。如果申辩，那就是不承认错误。不承认错误，起码是态度不好。态度不好，就会发动更多的党团员来批 判你的态度，那就会把问题扩大，决不会就事论事。而会把一切都翻出来，证明你从来就是坏的。何况我本来就出身不好，那“坏”是无可争辩的，是“阶级本质 ”。除了忍着，我还能用鸡蛋去碰石头吗？
我沉默着。但批判还没有到此为止。
在一次全室大会上，凌主任照例地说了一大堆训人的话之后，也许是找不到新的训词，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地说：
“我这个人，还有这个脾气，”他傲慢地晃了一下脑袋，“如果我把一个人看准了，我还不会变。”他这话不是随口说的，我就听到他说过至少两遍。
这句话真使我从心里凉透了。他分明是对我说，“我已经把你看死了，你休想我改变对你的态度。”
那些日子，我除了沉默以外，一句话也没有分辩过。不知道是什么信息让他认为我指望他改变态度。难道是有人在他面前说过我的好话，引起他的反感，觉得有必要重申对我的看法不会变？
我感到极大的痛苦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跋扈，对我这么盛气凌人的领导。在这样的领导下面，我还能活下去吗？我只能离开电子所。但是我到哪里去呢？
我到哪里去呢？我到哪里去呢？
我一毕业就到电子所，电子所是我唯一工作过的单位，和任何别的单位都没有关系，电子所也不会轻易地放我走。再说，我以什么理由要求调离呢？在紧张的国防任务上“当逃兵”，那不就是等着挨批？
走，根本不可能。还有583，我为它付出了多少心血啊！离开它，我的劳动也都付之东流，我忍心舍弃这一切吗？我多么希望看到它的成功，它就像是我的孩子。我在床上搌转难眠，眼泪浸湿了我的枕头。
不！我要振作起来，做我自己该做的事。
全室的人都在紧张工作，工作进展比以前快得多。第一个陶瓷封装管子做成了，但密封工艺还没有过关，它放在测试台上，同时还接着真空泵，连续排气。
又一次进行了紧张的测试工作。因为阴极的‘激活老练’要很长时间，安排了昼夜值班，工作了好几天，最后才能进行加高压试验。
高压试验了一连两天，电流小得可怜，不到设计值的十分之一。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是阴极质量不行，于是把阴极和电子枪的负责人都找来研究，但是都认为难 以解释。阴极的负责人邱晓礼说，阴极试验都是很好的，不可能这么坏。也不像阴极中毒死了，因为电压升高时，电流也在继续升高，只不过是太小。但是她又告诉 大家一个现象，说：
“我们在‘老练’的时候，听到管子里面一声沉闷的响声，好像是什么东西掉下去了。”
大家都感到无法解释，半信半疑。整个下午，大家都焦燥不安。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，又都被否定。晚饭以后，继续在现场议论，毫无结果。最后只剩下凌主任和金伯恩、申忧国和我三个任务组长。大家都在冥思苦想。最后我分析所有现象，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：
“可能是阳极头掉下来了，那么所有现象都可以解释，包括听到的声音。”我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阴极并没有死，而电流却很小等等。
“阳极头怎么会掉下来了？”申忧国问。
“也许是钎焊质量不行，脱焊了。”我这样揣测。
“那不可能。”申忧国不同意。
凌主任问金伯恩的看法，他不置可否。
在测试台旁，大家相视而立，得不出结论。已经晚上十点多钟，金伯恩和申忧国回家去了。凌主任仍然愁眉紧锁，没有走。我是单身汉，没有家，只好陪着。沉默了一会，我想起X-光机，于是随口冒出一句话来：
“如果有台X-光机就好了。”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凌问。
“那就可以把这管子照张X-光照片，看看阳极头是不是真的掉下来了。”
凌主任突然精神一振，“哎，我们南京所有一台X-光机。”
我心里想，他一定搞错了，以为是医院里的X-光机。
“我说的不是医院里的X-光机，”我说，“医院里的X-光机不行，穿不透这么厚的金属。”
“不！不是医院里的X-光机，是机场探伤用的。尺寸很小，就是专门照金属的。”
我半信半疑。凌主任立即叫人把秦瑞兆从家里找来。凌说X-光机是秦负责使用和保管的。一会儿秦瑞兆来了，我向他介绍我们的情况，问他X-光机的参数，能不能穿透十几毫米厚的铜板。他说可以。
我这才相信凌主任说的没有错，心里颇为惊讶。以前我见到的政治干部，听到技术名词脑袋就大了，甭说理解它的性能。凌是工农干部，居然对技术设备的名词记得住，而且知道它的功能，谁使用和保管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，凌交代秦瑞兆和我赶快照片，先回去了。我立即与秦瑞兆配合。我知道该照什么部位，金属有多厚。他调整参数，放置感光片。照完以 后立即回到他的实验室，到暗室里冲洗。慢慢地影像出来了。我看到在阳极的部位，显出齿状的螺纹，上面一个，下面一个。原来阳极头是用螺纹拧上去的，由于长 时间的振动，慢慢地松脱，掉了下来。
对我来说，结论已经很清楚了。秦说我们再照一张清楚点的，于是又回到测试台，他调整了参数，重新又照了一张更清楚的照片。搞完以后已经是半夜两三点。
因为大厅里一直有值班人员，这消息很快传开。当第二天早上我来上班时，全室都知道了。半年来，我一直心情压抑，这是头一次心情有点儿兴奋。不仅因为困扰了好久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，而且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表现了我的价值。
过了一些日子，在全室会议上，凌主任几个月来第一次表现得语调比较温和。总结了一下前后的工作，然后说：
“有些同志，在这次工作中很努力。这个嘛，大家都看见了的，我就不多说了。”
他和以往一样，没有点名。我当然明白，也没有指望他表扬我，不批评就是一个转变。
有了明确的诊断，措施就比较好办了。但是工作仍然不顺利，第二次装配完成送上测试台，结果又发现同样的现像。虽然这次没有人听到响声，因为有了前面的经验，立刻利用X-光机，发现又是阳极头掉了下来。
又经过了多次的试验和失败，大家一致认为，工艺停留在这样的质量水平绝对不行，就象在烂泥地里行走，举步维艰。一定要争取做出密封管，不能在测试台 上还带着真空泵。当时订购的许多大型工艺设备都陆续到位，但是工艺技术还没有掌握。这个速调管有一百多个金属和陶瓷零件，不是这个漏，就是那个漏，做一个 密封管谈何容易。
前进的步伐是艰辛的，不过还是在前进。
我也在苦苦思索怎样才能克服困难。这管子结构太复杂，零件太多，顾此失彼，能不能简化一点以减少困难？然而所有零件都不可缺少，都是性能指标所要求的。我们能不能分两步走，把困难分解一点？
一天，在五道口剧场召开全所大会，国防科委的一个参谋长作报告。他口若悬河，不时博得一阵阵掌声。我的思想却常常“开小差”，这几天一直在酝酿一个新的方案，思绪老是在脑子里盘旋，想赶也赶不走。突然来了一阵灵感：
“对！‘三不要方案’。”
脑子一阵兴奋，几乎无法继续听报告。幸好我很内向，没有露出声色。
在凌驭侠，金伯恩，申忧国和我的碰头会上，我提出了我的设想：
“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做出第一个密封管。为了使困难减到最小，应该尽可能简化。现在密封的困难是焊缝太多。速调管的主体部分有六个腔，加上调谐机构 和冷却，有几十条焊缝，是最复杂的部分。如果先不考虑调谐和冷却，每个腔只用两个另件。冷测好了以后，装在一个长的不锈钢筒里面，像灌肠似的放进去，两端 用氩弧焊。这样整个主体部分就只剩下了两条氩弧焊缝，最大限度地简化了工艺。这就是‘三不要方案’：不要钎焊，不要冷却，不要调谐。”
“冷却和调谐最终总是要的。”申忧国说，“这只是把困难回避了，但是并没有解决困难。”
申忧国不赞同我的方案。但是这次金伯恩表示支持，二比一。于是凌主任拍板，决定按这个方案做。
过了几天，凌主任作了一个使我大吃一惊的决定。他重新改组，让我接替申忧国总抓结构和工艺，而把申忧国，向主任等三人调离583，另成立一个预研科研组。
过去支部认为我插手工艺，瞎指挥。事实上我也没有管过工艺，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让我去抓工艺。申忧国对工艺无疑比我熟悉得多。而且工艺能达到当时的规模和水平，他是立了汗马功劳的。突然去职，对他似乎也不大公平。
后来我想，大概因为，既然申忧国不赞成我的方案，让他去实现这个方案，还不如让我自己去实现自己的方案。
申忧国对于我接替他的工作毫无怨言，而是大公无私地把他的工作和想法一一交代给我。特别是，他把一份“工艺质量标准章程”的草稿移交给我，这是他正准备履行的、保证工艺质量的关键的一步棋。
当我接管结构工艺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抓质量控制。我把申忧国给我的这份“工艺质量标准章程”，在文字上作了稍许改动之后，召集了工艺组全体人员，包括 六室阴极组的成员，开会一起讨论，制定一个大家都必须遵守的章程。质量如果不符合标准，决不容许送到工艺的下一个环节。要求大家都要认真考虑，自己的那一 环是不是做得到，要求是否合理。我根据大家的意见，再作了少许修改之后，发给每一个小组遵照执行。这对于保证后来密封管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。
这次会议，对我个人印象十分深刻。在此之前每次会议，我不是低垂着头，也是心情压抑，像是一个小媳妇。这是一年多以来，我头一次主持了这样规模的会。摆脱了那种压抑的心情，感到自己又在发挥作用了。
我的心情好多了，干劲也更大了。这时工艺组的日常工作，是由孙德旺调度。他的组织能力很强，搞得秩序井然。整个室的工作显得热气腾腾。与1965年 初相比，真有天壤之别。申而悟又成了我的得力助手，他负责具体实现我提出的方案。他很能干，工作细致负责，又善于和多方面打交道。制管工作进展很顺利。
工艺有了明显的进步。有一天，凌主任显得忧心忡忡地对金伯恩和我说：
“工艺的问题还看得见，我还懂一点。可电气性能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我可是一窍不通。如果电气性能不好又怎么办呢？你们有把握吗？”
这个问题谁也没有把握，金伯恩和我都没有吭气。他接着说：
“我在南京所，知道仿制现成的管子都碰到好多好多问题，可不容易啦。583是自行设计，能行吗？我心里直打鼓。你们得好好考虑考虑。”
我心头一振，想道：“现在你总算也想到了电气性能。你来以前我们已经为它做了一年多的工作，你却一点都看不见。工艺只是基础条件，电气性能才是研究工作的核心，难道我们都不知道吗？我们以前搞过的许多专题研究，正是为了保证电气性能所必须做的。”
我知道电气方面，输出窗和输出滤波器比较心中有底。但是参差调谐和电子束没有太大把握。另外总装配在一起，谁知道还可能出现什么问题？以前真正的速调管连见也没见过，在没有真正做出来以前，绝不敢说有把握。
我和金伯恩商量，为了更有把握一点，第一支管子暂时降低一点要求，把频宽从百分之五降到百分之三。
工作紧张地进行着。
已经到了1966年初春。一天晚上，谢先生要我去。他说：
“我们那本书已经出版了，出版社给了我们五本书。我们共同签名赠送一本给刘春奎，他对这本书的出版是很有贡献的，剩下我们每人留两本，好吗？”
“那当然，”我说，“我想还应该送一本给清华的张教授，我请他审阅过全部原稿的。”
“好！我们一起签名。”谢先生说，“那么我留一本好了。”
“不！你还是留两本。我留一本就够了。”我当然不能比老师还多留一本。
谢先生接着给我一个纸包，上面用小字写着1192元。他说：
“出版社送来了稿费，一人一半，这一半是给你的。”
其实两三年前，我早已打定主意，一分钱也不要。这样我才心怀坦白，根本不理会有人背后说三道四，继续认真地完成这本书稿。
我拿着这个纸包回到自己宿舍。打开来，里面是厚厚的十几叠人民币，这差不多是我当时一年半的工资，我一辈子还不曾有过这么多钱。我心头微微一振，本能地拿着钞票点数。点了一半，忽然心头又是一振，想道：
“我干么要点？难道我不相信谢先生给我的数目是准确的吗？还是我自己有点舍不得这些钱？”
不！我决不要这些钱。我赶快停止点数，把钱包好，拿起笔给凌主任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，表示全部上交组织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立即把报告和纸包交给凌主任。没多说话，转头就走。这纸包在我手头只停留了一个晚上。我又把那本书赠送给金伯恩，心想书中的谢言提到过他，也该送一本。也好，干脆做得干净利落，一分钱利益也不要沾。我于是得到自我的心灵解脱，感到一阵轻松。
随后我就到书店去买了一本，留给自己。这是我多年的心血，我当然要拥有一本。
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静静地等着看支部会怎么对待我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没有任何动静，也没有任何人提起这事。两个星期过去了，仍然如此。我意识到支部 在有意封锁这个消息。又过了一个星期，还无动静，我感到有点心灰，但又安慰自己：“管它的，我已经坦诚地表达了我写书不是为了私利，我也不指望受到表 扬。”
那时全所正在进行三查运动。有一天，顾德欢所长来室里考察工作，坐在我们那间大办公室里，和我室一大批人开会座谈。与凌主任喜欢板着面孔相反，顾德欢所长显得热情和亢奋。他赞扬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进步。接着说：
“最近有的同志表现得很好。”
我听着，他如果继续讲下去，大概就会提到我交稿费的事。就在这时，凌主任突然接过话来说：
“我宣布一件事。赵永翔把全部稿费都交给了组织。这是好事嘛，支部里还有不同意见，有人说‘本来就该交’，我说‘那改正了也是好的嘛。’”
我心里一下子感到冰凉，赶快控制自己，不要让眼泪流出眼眶。原来支部对我的态度是这样，最好的评价也不过是“改正了错误”。难道我是抢劫犯，在退还 赃款？我改正什么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歧视我？这两年我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在工作中。我承受了最大的压力，忍辱负重。在这样的逆境中，我仍然为583呕心沥 血，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。人人都或多或少有私心，我不说一点没有，但决不是属于自私自利的那一族人。如果你们一定认为我“写书有罪”，我已把全部稿费上 交，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如果这还不够，我还有什么办法呢？
我感到悲哀，也感到愤慨。心想，如果我是你们的红人，这时不知道会吹捧到什么样子。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对我怀有这么深的敌意？竟不屑于说一句好话。
幸好，我的性格比较内向，这半年来也磨练了我的忍耐力，我默默无语。在一阵极度的痛苦和难过之后，心情逐渐平复下来。我知道他们一直把我当作“白专”，我也不指望他们给我戴上“又红又专”的帽子，和党支部有矛盾还可能“红”吗？
但是党委却对我很有好感，大概党支部拿不出什么事实向党委汇报，说我思想如何坏。一天宋振宇副所长来室里，看到我就笑嘻嘻地用浓厚的河南腔说：
“赵永翔，不错！表现好！表现好！”
这是宋副所长第一次和我说话，我心里略感安慰。在党委的压力下，支部勉强写了一篇表扬稿，在一天午饭时广播了。我知道是勉强的，心境淡然。
又过了一个月。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办公室，韩少国急匆匆地跑来对我说：
“快！快走！等着你去领奖呢！”
“什么事？”我莫名其妙。
“今天全体团员大会，纪念五四青年节。党委表扬你，还要给你发奖。”
我赶快跟他到所大楼后的露天会场，黑压压的一片人，台上正在朗读对我的表扬稿。
“……这是赵永翔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……”
这是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无关紧要，反正那个年代任何好事都要与学习毛著挂上钩。其实我不过是不太贪恋钱财而已。接着送给我一套“毛选”，和一本“欧 阳海之歌”。那时文化大革命尚未开始，毛选还没有像后来那样“泛滥成灾”，要买全套毛选还不容易。赠送毛选是一种时髦的政治荣誉。
在这段期间，工作也很顺利，捷报频传。我抓结构工艺工作以来，主要的目标就是做密封管，按我的三不要方案做，一举成功。管子做出来后送上测试台，顺 利地通过了高压，电子束聚焦，等等关口，最后检验高频电气性能。本来对电气性能，我们作了较坏的准备，可能要有两三次反复，结果出现意外的惊喜，第一次就 完全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指标。
这样，我们一举闯过了两个最重要的关口。一是工艺质量达到要求，已有能力做出密封管。二是考验了全部电气设计，证明我们的设计是正确的。我国从来没有做过这种管子，老实说原来心中没有把握，这是零的突破。
此外，意外地发现我们的频率控制得很好。“不调谐方案”不仅可以作为临时的措施，而且也可以最终用于产品，这为下一步工作铺平了道路，减少了很多困难。
我最了解有多少困难，我最了解这次成功意味着什么，我感到无比的欣慰。两年多为之奋斗，经历了多少波折，饱尝了多少辛酸，终于取得初步成功。这是关键性的战役，已经闯过了最大的难关，胜利已经有望，我的信心也大增了。
我也最清楚，这成果多么来之不易。申忧国为工艺打下了基础，他的无私始终使我铭记在心，我只是接下了最后一段接力棒。我知道，工艺组几十个人齐心努力，提高了技术，这才使每一个环节都保证了质量。没有这一支队伍根本不可能成功。
我知道手下那些搞电气设计的同志们，个个认真负责，保证了性能可靠。我尤其感谢他们，在我最受歧视的时候，虽然大家相视无语，却一样尊重我。使我在受批判的几个月时间内，始终没有感到在群众中受到孤立，这才使我能顶住了强大的精神压力。
我同样知道，也承认，凌主任对583所做的重大贡献。没有他大刀阔斧的组织工作和魄力，583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进展，我从心里佩服。他撤我的职是 他对我不了解，后来又敢于用我是他的魄力。我原谅他对我的粗暴，不仅因为他对于583做出了贡献，而且我知道他不过是听了别人的谗言。他是凭他自己的信 念，确认我品质不好而厌恶。他毕竟还不是那种为了一己私利，有意贬低别人，甚至污蔑造谣的人，他主观上也是为了工作。
但是他是有缺点的。由于他抱着一种有偏见的观念，却缺乏科学知识，又过分自信他的主观直觉，对我和其他一些人的评估，都有失偏颇，而且缺少平等待人 的精神。他不懂得科学报告的价值，又把学科与任务对立起来，狠批写科学报告，使来之不易的严谨的科研作风，毁之一旦。使整个电子所长期缺乏良好的科研作 风，这比批判我个人更使我痛心。
两三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太长，但我永远忘不了，那猛烈冲击着我的风浪。我无数次地回忆过那段历史，为它流过多少眼泪。这是人生啊！从颠波中，我也看 到了自己的缺点，自己的幼稚。它使我得到了教训，变得成熟一点。我忘不了这段历史，它给了我辛酸，也给了我自豪。那是最艰难的岁月，也是最有成就的岁月。
我知道这成就是集体的创作，于是在日记中写道：
我们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，每一项成果都浸透了集体的劳动。个人离开了集体就会一事无成，而集体也只有团结一致，齐心协力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。
那是1966年五月，583经历了两年多的风风雨雨，这时刚刚有点风平浪静了。然而，当我正以全部身心投入在紧张的工作中时，却一点也不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形成。它将席卷全国的每一个角落，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。
注：文中大多数人名为化名。

注译：
1.这一节写的是科学研究中的风风雨雨，其中不得不引用许多技术术语。俗话说隔行如隔如山，看起来很晦涩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不必去深究那些名词的含义。速调管是一种产生大功率微波的电子管。
2. 速调管中有一个电子束，它从电子枪发射出来，就好比是一股水流似的，整个束中都是电子，称之为电子束（或称实心束）。在六十年代初，新开发出一种叫做“空 心束”的电子枪。电子束只是在在外层有电子，中心是空的所以叫空心束。这种电子枪就叫空心束电子枪。电子枪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叫做“导流系数”，这种空心束 可以实现比较高的导流系数。
3.即微波的波长为十公分。
4.钎焊就是金属零件用焊料焊接到一起，封接就是金属与陶瓷零件焊接到一起